去的时候没有路，有路了我也就离开了
可爱的家
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
姐妹兄弟都和气，快乐温馨都健康，
虽然没有大花园，鲜花盛开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可爱的“大家的家”啊！
我不能离开你，一切恩爱记心上，
我不能离开你，一切恩爱记心上。
2019年，两位86岁的老人拖着一个小行李箱，坐高铁从北京出发，途经南京、无锡、苏州，抵达上海。历时半个月沿着这条铁路线的这些站点“走”了一圈。
郑魁信和沈吕英是老铁路人，对轨道交通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郑魁信记得第一次坐高铁是从北京到上海，惊讶于京沪线的速度：“当时我把水杯放在窗户台上，车开起来水一点都不颠，350公里的时速太厉害了。”
如今，高铁的发展历程和行进速度是郑魁信和沈吕英年轻时幻想过的，毕竟在他们开始接触铁路事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时代，那时开通第一条铁路干线——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成都和重庆之间的车程从一周缩短为13个小时。而现在从重庆沙坪坝站开往成都东的高铁全程只需62分钟。
虽然每次坐上高铁，他俩都会感叹“中国的发展太快了，我们当时搞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来都不行了”。但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一辈铁路人长年累月的积聚和努力拼搏，把一生献给了中国铁道修建事业，我国的铁路交通事业才能从万事俱新中崛起，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出行速度。
高校院系调整促成一段铁路情缘
郑魁信始终觉得，自己与铁路结缘有着偶然性。不过，偶然性中也隐藏着必然性。
1951年，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苏州人郑魁信对专业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觉得铁路可以全国跑，待遇好，就选择了土木系。这时在上海的沈吕英已在中学里入党，报考大学时，报考了上海震旦大学，这所天主教大学之后发展成了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沈吕英不想干医学，就选择了土木系。
此时的他们都不会想到，入学一年后，1952年，新中国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在急需工科人才的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分解重组成苏联式的专业学院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震旦大学的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
这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有如扳动了铁轨上的道岔一般，不但让同济大学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最大、专业最全的工科大学，也让很多学生的人生改变了轨道。对于郑魁信和沈吕英来说更是——他们从陌生人成为一个专业的同学，并在之后的岁月有缘相伴一生。
专业合并之初，两位同学并不熟悉，“老党员”沈吕英在学校的党支部才认识了积极申请入党的郑魁信，一缕情愫牵引着两个年轻人从相识到相知。到了大三，同学们开始参与铁路现场实习。“跨过那祁连山，穿过那戈壁滩。红色动脉兰新线，要为祖国作贡献……”唱着《兰新铁路赞》，郑魁信、沈吕英与同学们第一次实习就踏上了兰新铁路的施工现场。
兰州以西主要以戈壁、荒漠为主，四季昼夜温差大，春天还经常遇到沙尘暴，有些地方缺水严重，加上当时修建铁路技术不够发达，施工、运输难度可想而知。郑魁信曾经认为学习铁路可以全国到处跑，“那时候玩心大，觉得这个很好就选了铁路专业”。 在修建工地现场，同学们直观地认识到“干铁路”是个苦活累活，并不“好玩”，但都身体力行去参与兰新铁路的建设和学习，有的铺铁轨，有的修桥梁，有的在测量，他们躲过冰雹，也遇过风沙、地震……风雨中埋下了为铁路发展而苦干实干的种子。
1954年12月，兰新铁路铺轨到武威，一张兰新铁路工地通车典礼的合影和天祝自治区（县级）藏族同胞开会热烈欢迎照片成为郑魁信献身祖国铁路建设事业开始的见证。兰新铁路1962年顺利铺轨至乌鲁木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西部修建的最长铁路干线。
男主“内”女主“外” 艰难却各自精彩
郑魁信干了一辈子的铁路航空勘测设计研究，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去的时候没有路，有路了也就离开了。这辈子我就干了航空勘测遥感这么一件事，把它用到铁路勘察设计上，起到牵头引路的作用”。
事情能干上一辈子，那就必须是“自己学会”了。
建国之初，全国科研人员不足5万人，国务院1956年1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当时，我国大量铁路建设需要恢复、改造和新建，但地形、地质、水文等相关资料的勘测设计主要依赖人工，迫切需要利用航测遥感技术减轻劳动强度，提高铁路勘测设计质量，加快勘测设计速度。但当时国内的铁路修建技术都是靠两条腿在“地面勘测”，尚未使用航空勘测，航空遥感更是“从没听到过”。
1956年3月6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毛泽东主席做了一次专题工作汇报，谈及用航测方法勘测设计铁路并拟聘苏联航测专家时，毛主席说：“一定要自己学会。”在我国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对我国援助了156个工业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帮助中国发展铁路航空勘测设计。
1956年7月，铁道部成立了航空勘察事务所，三个月后，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对青藏线格尔木到拉萨段开展航空摄影和航空无线电水准测量，开始进行青藏铁路的可行性方案研究。这时，国家决定选派人员去苏联学习专业技术。铁道部也选派了留学队伍，专业覆盖了铁路勘察设计、运输、路基、桥隧、道岔等多个方向，其中主攻铁路航空勘测的只有郑魁信一人。为此他先通过铁道科学研究院参加了青藏线苏联专家组的工作，在辅助苏联专家工作中对铁路航空勘测有了初步认识。郑魁信在学习了一年俄文等知识后1958年开始了赴苏联研究生求学之路，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广袤的大地移向了辽阔的航空勘测领域。
1958年，在郑魁信去苏联之前，还在铁路施工现场的沈吕英“抽空”回来结了婚，二人蜜月期还没享受便开始了异国的“分居生活”。
带着对技术的求知欲和回国发展铁路航测的志愿，郑魁信在莫斯科四年的研究生生涯中克服了对新技术生疏和语言困难等因素完成了学习任务，获得苏联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于1962年回国报效祖国。1960年中苏关系转入“冷冻期”，专家全部从中国撤走，这个气氛虽然没有直接影响郑魁信的学业，但学习氛围的变化也更加激励他厚植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
留在国内的沈吕英回到了铁路施工现场。沈吕英在一线的风采，郑魁信后来在“探亲”时才现场目睹过一次，工地在山里，工作环境艰苦，住在小村子里，住的是土草搭建的工棚，喝水要去河里挑……问他心疼吗？看似“不在乎”，实则是对妻子深深的理解，“她愿意，你让她在办公室待着，还不干呢。”郑魁信笑着说。
的确，与醉心技术科研的老伴儿不同，沈吕英更愿意到处跑，喜欢到铁路建设的现场去。“学了半天，没看见铁路是怎么修起来的，怎么能行。” 毕业之后，她没选择留在上海，而是去了工地，从拿到图纸到实际施工亲力亲为，经常带着工人去现场测量，还要参与施工的技术管理，沈吕英说：“在现场的实践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沈吕英可以说是施工现场鲜见的“铁娘子”。当然，“铁娘子”也有出“洋相”的时候。当年在山西铁路线改造，那是沈吕英第一次去铁路施工现场，每天在工地奔走，脚上穿的毡毛要底面分裂，只好临时用裤腰带邦上继续工作到收工，所以此后每次出门前她都要认真检查鞋况，毕竟在施工现场那些年，“一两个月就要跑废掉一双鞋”。
修建铁路总是去没人的地方开工，即便如此“累腿费鞋”，沈吕英也不觉得苦和难，反而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份工作。
铁路航测学无止境 铁路的旅程仍未完成
1962年，郑魁信学成回国，分配到了位于北京的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开始对适合我国情况的铁路航空勘测设计技术继续研究和进一步完善，引入先进的航空勘测技术和仪器设备，研究测制大比例尺地形图，提高测图精度，完善地质水文遥感技术的采用等，为新建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更具科学性资料；多次组团出访考察学习，装备更先进的专业仪器设备，逐步组建了一支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独立开发能力的航空勘测专业队伍；在形成具备我国特色的铁路航空勘测体系后，积极地参与将铁路航测经验推广到全国更多的铁路设计院所使用。
基于郑魁信与铁路航空勘测处全体人员的努力，我国的铁路航空勘测水平不断提升，在青藏线等重大干线的选线中应用效果更加明显。
王守仁的《传习录》中云：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技术的提升在于科研人员不断地主动学习。随着遥感技术飞速发展，郑魁信他们也在研究怎么让遥感在铁路航空勘测设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航测遥感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并取得较好应用效果。1980年9月，铁道部组织专业设计院郑魁信等五人研修团到日本研修。回国后，郑魁信和研修团人员把日本的高水平航测遥感技术制图经验和应用总结成文在国内推广。直到退休之前，郑魁信还组织研究了在铁路航空勘测上运用电脑数字测绘新技术，可以说，中国铁路航空勘测设计的发展过程中都印有郑魁信坚实的足迹。
在郑魁信一心扑在航测的岁月里，沈吕英因为工作辗转了多个地方，武汉、石家庄、哈尔滨、北京、成都，再回到北京，在铁路施工现场奋斗多年。离开铁路一线后，沈吕英进入国家机关，历经机构变革，退休前先后在国家建委交通局、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交通司工作。我国许多的重大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国家验收都留下了她的身影。沈吕英也先后出访多国考察高铁，集装箱技术等。退休后，沈吕英继续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咨询公司担任专家，发挥余热。
2001年，为铁路事业忙碌一辈子的二老决定停下脚步，远赴美国“还债”——一辈子为了事业无暇照顾两个女儿，那就将这份缺失的亲情倾注到孙辈身上吧。十几年间，老两口不辞辛劳地在中美两国间穿梭，每年几乎都要回国看看，探访亲人，聚会朋友。国内出行高铁必须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作为乘客，他们继续见证着中国铁路的速度。
如今，郑魁信和沈吕英已经回国定居，与铁路为伍的一生虽然全国到处跑，但他们还有各自的“小遗憾”——郑魁信还没到过兰新线的终点新疆，沈吕英未踏足老伴儿参与过的青藏线目的地西藏。
“有生之年，还想坐着火车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