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八个字：进军西藏 建设西藏
“来看了两次，对这很感兴趣。我每天都要吃药，中午还得睡一会儿，要不精神不好，这里一人一间房，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到，孩子们也比较近。不错！”
郭书林有个宝贝，每每拿出来欣赏，自豪之情倾泄而出。那是一枚金光闪闪的“解放西藏”纪念章。
1951年12月，川、青、疆、滇四路向西藏进发的解放军在拉萨胜利会师，刘伯承元帅曾将这一次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征程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纵使没有敌机压顶，也没有追兵断后，与环境和自身斗争的进藏路途，比起抗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枚凝聚历史的纪念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在1952年8月1日颁发的，上面的文字用汉藏两种语言写成，它既是郭书林入伍随西北独立支队进军西藏，走完“第二次长征”的勋章，也是开始他藏地人生新篇章的启动键。
进藏路上不怕迷路，骆驼骨就是路标
1950年，兰州的一名高二学生郭书林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作为宣传委员，他在学校积极开展团务活动，也关心着国家发生的大事——全国展开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2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了鸭绿江……
他无从知晓的是，此时，在遥远的北京，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只隔了一天，毛泽东主席5月25日便下达《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郭书林能进入到被铭记的历史长河，契机源于1951年的一场演讲——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范明在兰州大中学校团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动员起来，参加解放西藏工作》的报告。范明首先陈述了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国防地位重要性，并动情号召青年学子参军进藏，“祖国大陆上只剩下西藏未解放，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去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
“为祖国效力的机会来了，我要参军，解放西藏！”在会场里的郭书林听得心潮澎湃，下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并马上付诸于行动。
郭书林报名参军被分到西北独立纵队第一野保卫部，转到运输大队后被任命为骆驼运输中队的副指导员。除了人员管理，他还要负责将近1700头骆驼编队，配合运输行军途中和进藏后所需的军需、生活物资。
1951年8月28日，西北进藏部队独立支队在青海香日德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并于当天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向雪域高原进发。
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行军的艰苦不可想象。“沿途几乎没有路，没有可住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有时一连两三天吃不上饭，喝不上热水，更别想充足的氧气……”据郭书林回忆，在滂沱大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行军更是常事，他年纪轻、身体素质好，尚能应对恶劣的环境，忍受头痛无力、呼吸困难等情况，但一些战友的脸和手脚开始浮肿，不断有人倒下，被收容队接收后，自此再无联系。
除此之外，郭书林他们的作息也在按照骆驼的习惯改变。“刚开始我们白天行军晚上休息，没过几天就变成白天紧着骆驼吃草，晚上行军。“他们经常是凌晨三四点出发，一走就是七八个小时。即便如此，骆驼的饲养条件越来越严酷，除了海拔在升高，气温下降，骆驼的体力也在下降。然而，每只骆驼的负重量却没有减低，驼工们只能狠心将死去骆驼背上的粮食分摊给活着的骆驼。
一路上不断有骆驼受伤，死亡率越来越高。郭书林他们除了更细心地看护骆驼，也苦中作乐地开玩笑：“我们走在后面掉队了也不怕，很难辨别方向时，闻着那骆驼尸臭就能找到部队，沿途的骸骨就是路标。”
一路高海拔行军，高原反应像是不会掉队的战友般如影随形，即便行至平地，依然危机四伏。位于昆仑山系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源是进藏必经处，地势开阔平坦，湖泊星罗棋布伴随沼泽暗藏，夏季雨水丰沛，郭书林和战友们几乎是昼无干衣，夜宿寒冰，行军困难升级，甚至有几十人和上百头牲畜长眠于此。
此难之后，迎接他们的是河水暴涨的通天河。1951年9月23日，独立支队到达长江上游通天河，河水一如《西游记》中描述那般凶险——“只听得滔滔浪响，茫然浑似海，一望更无边”。书中唐僧道“却怎生得渡？”说出了当时官兵们的心声。
郭书林他们当时曾尝试徒步涉水，结果骆驼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根本站不住，每次尝试几乎都是人仰驼翻，因为在沙漠上能大显神通的骆驼怕水，如此汹涌的通天河更是“吓破骆驼胆”。部队当即决定分头行动，一路官兵将浮桥拆成羊皮筏子运送货物，再一路人去寻找河水缓和的支流，引渡骆驼等牲畜过河。当时，郭书林化身黄河边的纤夫，在下游拉着筏子渡河；骆驼绕到上游通过支流后，与他们汇合。
渡过通天河，大部队向唐古拉进发。唐古拉藏语意思是“高原上的山”，由于终年气温低，积雪不化，被称作“风雪仓库”。作为是青海和西藏的分界线，能不能到西藏，就看能不能翻过海拔6000米的唐古拉山。相传，当年文成公主走这条进藏线路来到唐古拉山时，被漫天大雪所阻而无法前行，无奈之时，经随行僧人点教，文成公主将乘坐金轿上的莲花座留下镇风驱雪才得以安然过山。人民解放军没有“莲花座”，但凭借钢铁般的意志，越过了这个入藏最大的天然障碍。
然而，神山“余威”尚在，在快到聂荣宗时，部队遇到了强烈地震。帐篷立不住了，从骆驼身上卸下垒放的物资垛子瞬间翻倒，放出去吃草的骆驼也吓得趴在地上。据记载，在接到独立支队遭遇地震电报的那天夜里，毛主席派人到地震局询问得知是八级地震，立即说：“要他们快转移，能跑出多少人是多少人，别包了饺子!”部队凌晨拔营，急行一天一夜，脱离了危险地区。“经过这么多困难，地震都觉得不是事了。”郭书林如今回想起来颇为淡定。
一路上，官兵们风餐露宿，行军时几乎不洗脸，经过高原风吹日晒，皮肤变黑，加上几个月未理发，郭书林和战友们看上去与藏地牧民已无二致。1951年11月27日，先遣支队终于抵达拉萨东郊休整；12月1日，独立支队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12月20日，进藏部队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
意想不到的是，结束奔波驻扎在拉萨的大部队也未能实现吃饱穿暖的生活，连“牛粪自由”都是不可能的。发霉烂掉的谷子，泡水煮了将就吃了裹腹；在穿上也相当苦，进军途中穿是冬装，到拉萨时外层衣服“都磨得差不多了”，可郭书林回忆起来，不提艰苦，更多是感叹藏族同胞的悲惨生活。
“老西藏”的亚东往事
胜利会师虽然和平解放了西藏，但进藏的物资运输仍然困难。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中央调拨了2500吨大米，从广东下海，绕道印度通过火车陆运到西藏亚东县。此时，亟需增配人力到中印边界开辟第三条物资运输战线。
1952年7月6日，郭书林跟随解放军第十八军154团二营六连先遣出发前往亚东。历经西北进藏“第二次长征”的战士们对于艰苦行军已经习惯，但藏区的困难也无法想象。从拉萨通往亚东的路都是骡马道，需要穿过高山、密林、草原、峡谷等复杂地形，“道路弯弯曲曲不像路”行走艰难，郭书林他们整整走了一个多月。
到了亚东，部队一切从零开始。郭书林是西北进藏部队社会部派遣到亚东的成员之一。他们的任务，除了保障中央支援的2500吨大米在亚东帕里转运站安全储存和转运之外，还要开展中印边境商贸活动。
亚东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早在锡金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就是中国、锡金、不丹之间的“国际集市”，各国商人通过骡马运输，交易对方所需要的货物，是西藏重要的物资转运站。海拔4500米的乃堆拉山口曾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主要贸易通道。
和印度商人做生意，语言不通怎么做？刚开始用手比划讲价，但比划毕竟不是长久之事，郭书林利用一切条件学习，一天学几句印度语，三四个月后基本解决了贸易沟通的语言基础问题。“当时交易的东西五花八门，我们买过办公用品、药材、药品，甚至外国车的零件。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还从印度商人那儿买到很多国外的药品，比如说盘尼西林等，支援给前线。”郭书林回忆道，“我是第一批在亚东和印度商人做生意的，我很自豪。”
做生意、学语言难吗？“必须得完成这个任务”，郭书林当时心里只此一个信念，并且成为之后一直坚持的行动准绳。从恢复“茶马古道”到建立“教育体系”，郭书林将“工农兵学商”都涉足一遍——种过地、做过贸易、当过校长、还搞过建筑。每一项都是不同的领域，每一件事都挺有难度。然而关关难过，关关过，借着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郭书林逐个攻破，出色完成支援当地建设的各项任务。
随着贸易量慢慢减少，郭书林的下一个任务来了——筹建亚东小学。1955年，亚东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成立，郭书林是第一任校长。在学校他教学生算术，学生们也是他的藏语老师，因此他的藏语水平突飞猛进，后来去机关开会时可以兼职藏语翻译。
亚东小学刚成立时没有正规的教室，在老百姓的房子里上课，随着学生数量猛增，修盖校舍提上了日程。当时地方上支援了经费和土地，但却没人知道怎么盖学校，工人都请不着，郭书林决定自己干。
“我就回忆当年上学时学校和教室的样子，用的课桌是什么样，窗户开在哪儿有利于采光，讲台和课桌早怎么摆放……按照四五十人一个班的大小复刻了四间教室。”郭书林说。此前做生意的经验也派上了用场，在保证水泥质量的前提下，他精打细算节省了不少经费。
“我其实不太了解工程建筑的事，也没什么人帮忙，但是工作需要，那咱就得学。”这一路的摸索让郭书林在干建筑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拓越宽。比如他建造了亚东第一座小水电站，1957年，郭书林参照内地修建土电站的资料“照葫芦画瓢”也修了一个“土电站”，在亚东县委点亮了第一盏电灯。
亚东在藏语里是“旋谷或急流的深谷”的意思，源于总体地貌是一个大山沟，海拔4360米的帕里镇矗立其间，因悬殊的海拔高度，亚东河会有上千米的大落差，从而形成急水流，也成为水利发展天然的“燃料”。
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灌溉水渠，郭书林继续“能力升级”，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在1960年设计修筑了15公里长的盘山引水渠。这个过程可谓顶住种种压力和非议，不会修水渠就学，有了建筑基础的郭书林自学了水平仪测量，并打电话咨询内地学水利的同学。“他们说有千分之一的落差就没问题，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15公里的长度，我就起早贪黑一天跑一趟，认真测量了5遍才下决心开工。”面对能不能修成的质疑，郭书林很决绝，想着“如果修不好，不来水，将来怎么处分我，认了”，直到放水成功，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要说专，咱一样也不专，但需要干就努力学使劲干。”郭书林自认知识量不大，但凭着一股愣钻愣学的吃苦劲头，深刻诠释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亚东在京民间办事处”
如今，亚东春丕乡八九十岁的人回忆起来，或许会依稀记得当年村里有个叫“索郎确吉”的解放军小伙子；年轻一代认识的多是微信里的“阿布瓦”的爷爷，而这两个名字都属于郭书林。
初到亚东时，郭书林才19岁，成长的主要岁月都是在春丕乡度过的，当地老百姓都心疼他小小年纪参军不远千里到西藏，“我有时拿着缸子想要点开水喝，人家会给我一缸子牛奶。亚东的群众对我是真的特别好。”郭书林感慨道，“那里老一些藏族阿妈我都认识，她们还给我起了外号叫索郎确吉。据说是隔壁村子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和我特像，一说索郎确吉怎么样就是指我，虽然他们从没当面这么叫过，但我觉得挺好，说明我和群众之间的确交往比较多嘛。”
因为搞建筑的时间比较长，在有了微信后，郭书林给自己起个名字叫“阿布瓦”，藏语意思是“建筑工人”，而对于亚东的发展来说，他的确称得上是个优秀的“建筑工人”。
他的建筑职业生涯持续到1972年，那时正在修筑水电站，由于连续工作太过疲劳，郭书林发生了意外——在检查水电站机器安装时，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踩空摔了下来，右脑受到重创，掌骨也断了，当场昏死过去。
由于高原环境不利于康复，在亚东生活了20年的郭书林到北京治疗。受困于身体原因，郭书林没能再回过亚东，但深深的情感羁让他一直关心着亚东的人和事。2011年9月18日，受印度锡金邦大地震影响，亚东当年盖的学校受损，郭书林和老伴儿拿出两个月的工资，额外还加了一些，捐款5000元表达对藏地家乡的感情。
郭书林觉得，微信用阿布瓦这个名字会让藏族朋友好认还亲切。的确，亚东老朋友们的子女来北京，都知道先联系“阿布瓦”，即使素未谋面，在机场看到写着“接西藏来的人”的牌子，就能找到郭书林。他用自己不多的工资，多次帮助亚东来求学的学生，鼓励他们学习，尽可能帮忙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此，郭书林北京的家被亚东学生家长称为“亚东在京民间办事处”，俨然成了“西藏驻京办”的民间分号。
“我曾经在西藏待了这么长时间，受了亚东藏族人民的培育，总感觉应该弥补他们一点，所以说孩子们有什么困难，我总愿意给他们解决。过年了，我有机会总让孩子们来我家来玩玩，没事儿我也会到学校去看看他们。”在入住大家的家养老社区之后，还有老同事、老同学打电话联系郭书林。
如今，伤病的影响没有削弱郭书林这个“老西藏”的乐观积极。“我想学学电脑，但是受伤之后一只眼睛视力不好，脑子也不行，也就能看看手机。”说着，郭书林唤醒手机，屏幕上的壁纸是亚东的河谷地带，而他可以迅速锁定当年他那些建筑成绩单的位置。
